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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宋反叛的消息,很快传回了京城。
万历皇帝在气愤之余,又感到有些庆幸——正好可以借此机会,转移一下国内的矛盾,尤其是他和大臣之间的矛盾。
自从矿监税使肆虐天下,他就陷于大臣无休止的口诛笔伐之下。万历皇帝内功了得、置若罔闻,但他的大臣们可是要脸的,眼见着虎狼当街,百姓蒙难,他们这些为民父母的朝廷命官却束手无策,爱莫能助,便纷纷上疏求去。
其实这股辞官风潮,从万历九年便已经出现。自从沈阁老失踪后,万历皇帝便一心想要独裁,自然与文官集团发生激烈的冲突,尽管皇帝有着先天优势,无奈好虎架不住群狼,数次斗争,都以文官的胜利告终。
万历的骄傲和执拗,使他不知‘妥协’为何物,就算文官把他击败了,也休想使他服从摆布。于是热战之后,双方进入了冷战期,万历皇帝朝讲不御、郊庙不亲、章奏不批、缺官不补……更缺德的是,他抓住机会就罢黜大臣。
曾经有一位侍郎,只是因为奏章中出现了错别字,便被万历抓住小辫子猛批……不批奏章,不代表他不看。不看不批,大臣可以代批,还不算太坏。看了不批,就像站着茅坑不拉屎,才真叫恶心人呢……万历把错别字上升到工作态度疏忽,对皇帝极为轻视的高度,那位可怜的侍郎自然要上疏请辞。大臣纷纷上书挽留,万历却连象征性的慰留都没有,直接准奏,卷铺盖赶回家……万历当时想的是,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,两条腿的人有的是,把那些讨厌的家伙撵走了,正好换上自己中意的人选。然而文官们岂会让他得逞?别忘了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铨选,三品以上官员由廷推产生,大臣们就是不选皇帝中意的人选,他们推荐的人选,皇帝又不中意。
万历也不是没想过用过中旨,绕过外廷直接任命官员……从法理上讲,这是行得通的,然而这是士林最不齿的事情,谁要是敢接受中旨任命,朋友立刻跟他断绝往来,出门就有人扔臭鸡蛋,到衙门上班,也会被同事和上司排挤。总之一句话,你会体会到什么叫众矢之的,什么叫生不如死的。
所以万历一吹出风去,那些‘幸运’的官员便吓破了胆,连连上书敬谢不敏,逼得急了,直接挂冠而去,不给皇帝揠苗助长的机会。
但是大臣们推荐的人选,也甭指望走马上任,因为铨选也好、廷推也罢,只有推荐权,没有决定权,最终还得皇帝出圣旨才算完成任命。
于是我用不了我的人,你也甭想用你的人,双方就这样对耗起来。万历九年,两京缺尚书三人,侍郎十人,科道九十四人,地方上缺巡抚三人,布、按、监司六十六人,知府二十五人。三年以后,南北大僚强半空署,督抚重臣经年虚席,藩臬缺至五六十人,知府缺至四五十人。
最近这段时间,因为对矿监税使无能为力,剩下的大臣也基本歇菜了……掌管全国庶政的阁部院大臣中,内阁仅剩下申时行和王家屏。九卿中在朝供职的,只有都御史一人和侍郎二人,余则或因缺未补,或杜门不出,朝政已然瘫痪。
万历皇帝这才慌了神,毕竟他倚仗的内廷太监,抓人敛财是好手,讲到治国就抓瞎了。祖宗江山还得靠文官打理,所以他已经有些后悔了,只是死要面子不肯主动妥协,而吕宋反叛事件,正好给了他就坡下驴的机会……至少万历自己是这样想的。
因为即使放在历史长河中比较,本朝大臣也是一顶一的臭又硬,一旦涉及领土和主权,没什么好说的,肯定是喊打喊杀,顾不上跟自己斗气了。
但皇帝失算了,消息传开后,那些‘又臭又硬’的大臣,竟然十分罕见的对吕宋持理解态度,而将责任一股脑算到万历皇帝的横征暴敛、贪婪无度上。
万历下令廷议平叛,这次大臣们能到场的都来了。可是讨论的结果让万历极为不满……大臣们一致认为,不可贸然出战。他们说吕宋与本土远隔重洋,且有强大的舰队保护,不可贸然征讨。须得建造战舰,编练水军,储备物资、谋定后动。而且当前国内狼犬当道、民怨沸腾若斯,大兴兵戈的话,恐怕会引发民变。
大臣们说,吕宋毕竟孤悬海外,无法危及统治的根本,若是各省乱起来,国家就真的危险了。所以他们联名上书,请求皇帝撤销矿监税使,修明政治、与民休息,先将两京十三省的高烧退下去再说。
大臣们对吕宋叛乱的处理意见,是遣使严加申斥,如果吕宋方面是一时糊涂,看到触怒天威,自然会幡然悔悟,自缚请罪。如果吕宋方面执迷不悟,则可激起全国民众的怒火,到时候就算要打仗,民众也会全力支持。
简单说来,大臣们就一个意思——不先把矿监税使的问题解决,别的问题只能拖着。
但在万历看来,吕宋的叛乱太遥远,动摇不到自己的龙椅。用矿监税使摧毁工商业、打击东南豪族,才是维系皇权根本的第一要务,所以他万万不会上大臣的当,在大好的局面下半途而废的。
于是,君臣间又一次陷入了互不相让的死结,征伐之事自然遥遥无期。紧接着,长江以南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抗税暴动,也将朝野上下的注意力,从遥远的吕宋转回国内……嘉靖中叶以来的工商业大发展,带来了一轮快速的城市化。尤其是东南发达地区,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多,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,深刻的改变了大明朝的社会形态,也改变了许多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东西。
与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相比,城市里居住的市民,对暴政和危机的忍耐力要低很多。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意识觉醒,思想觉悟有多高,而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土地,一切生活资料,都要靠劳动报酬来购买。一旦遇到经济萧条、商号大面积倒闭,城市中的工作机会便会急剧减少。失去工作的工人,就面临衣食无着的处境。如果再遇上金融风暴,将他们的积蓄一卷而空,工人们就彻底没活路了。
在不知失业救济为何物的当时,城市变成了火药桶,绝望的市民便是桶中的火药,只需一根导火索,一个火星就足以引爆。
然而最早的暴动,却发生在工商业相对落后的湖南长沙。
在长沙搜刮的税使叫马堂,他以四十万两的价格,买下了这个差事。比起其他大城市动辄百万的成交价,这个价格显然是赚到了。只是这位仁兄忘记了就在两年前,听闻何心隐被捕,蜂拥而至的湖南民众,将东厂衙门包围的水泄不通。
要不是何心隐出面劝阻,东厂的人,以及那一千名禁军,肯定全得报销在那一场。
这一次,世间已无何心隐……湖南民众更因为何心隐的死,对太监充满了憎恨。马堂又是个不知死的东西,一到长沙,便网罗了数百名亡命之徒四处抢掠,使长沙顿时市面萧条,民不聊生。在搜刮钱财之外,他和他的手下还无法无天、胡作非为,将一位王姓诸生的女儿和周姓诸生的妻子奸污,两位秀才拼命阻止,结果一死一伤。
惨剧发生后,湖南生员们怒不可遏,很快便聚集了一千多人,在巡抚署衙门口击鼓声冤,痛陈马堂种种罪行。巡抚沈一贯拒不露面,他们便转而来到税监的署衙,双方扭打一处,冲突持续了十多个小时,前来支援的民众也越来越多。
最终在马堂手下开枪之后,愤怒的数万民众,蜂拥破门而入,纵火焚烧了马堂的署衙,打死了他的爪牙一百多人,并在他们的手臂上黥上偷字。又挖地三尺,找出了躲藏在茅坑里的马堂,将其扒成光猪,绑在架子上游街示众,最终在巡抚衙门前把他斩首。
在除掉除掉马堂和他的爪牙后,长沙民众仍处在亢奋状态中,生员们却渐渐恢复了理智,大家面面相觑——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,下一步该怎么办?
就这么打完收工,各回各家?这可是击杀钦差、干掉一百多条人命的重罪啊。就算最后法不责众,可一定会严查严办,以儆效尤。至少他们这些有名有姓的生员是跑不了的。
但要是不收工,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,总得有个名头,才能继续下去吧?而且又不是要造反,总得有个可期待的目标吧。
经过紧急磋商后,处于领导地位的岳麓书院师生,达成了统一意见——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政权,也不是打家劫舍,而是抗议横征暴敛的税务政策,惩戒伤天害理的税务酷吏,我们的目标是要求朝廷召回天下的矿监税使,重新制定合理的税则,并承诺不追究参与事变的任何人。
此次集体行动的法则也被约定出来。生员们率领长沙民众矢誓倡义:‘不掠一物、不取一钱,不及无辜,不扰市面!’
为了维持秩序,保护民众,生员们从起事民众中挑选两千纪律性强的工人,组建了市民护卫队,然后前往兵马司。兵马司的官兵,大都是何心隐的信徒,守军见到岳麓书院率领的市民护卫队,并没有任何害怕或者恐惧的情绪,反而笑嘻嘻的朝他们挤眉弄眼,只是出于职责所限,将大门紧闭。
接下来经过例行公事似的讨价还价,护卫队的人搬来梯子,从院墙翻进去,士兵们依然没有阻止,反而用嘴往旁边努一努,似乎在提示他们到后面去,他们就冲进弹药库去了。
护卫队将军械库中枪械搬空,一面巡逻城市,一面加紧射击训练,防备随时可能到来的大军。
大部分民众都暂且回家,岳麓书院的师生却没有回到书院,他们心里很清楚,虽然组建了护卫队,但真的不能坐等朝廷讨伐,那样性质都变了,朝廷肯定会将他们视为乱臣贼子!就算最后得到赦免,难保不会被秋后算账,总得找到个解决的途径。
师生们一合计,还是得由巡抚大人来挑这个头,由他出面向朝廷上奏,使事情的性质不至于升级到叛乱。
于是几名头领人物,再次来巡抚衙门。为了表示诚意,他们没有带手下,还递上名刺,按照礼节拜见。
这次沈一贯很客气的请他们在客厅相见,他首先对遭难的生员表示了慰问,然后又赞赏他们在起事过程中没有伤及无辜,同时也对他们的冲动行为表达了不满。他不同意出任起事首领,但答应帮他们上达天听,尽量说和……总之是和风细雨,滑不留手,让人生不起气,却也指望不得。
“巡抚大人这话说的,好像您不是这长沙城的执政官似的,”有个叫陈兴的起事头领,终于受不了他这个圆滑的做派,嘲讽道:“难道维护一方地界太平,百姓不受骚扰,不是您的职责么?您却对阉人鱼肉百姓,匪徒强奸杀人坐视不理,难道不是尸位素餐么?我们是在替您尽该尽的义务,您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,这真是一方封疆该有的态度么?听说您是沈阁老的从子,难道不觉着为他老人家丢脸么?”
沈一贯被说得一阵脸红耳臊,终于不再推三阻四,告诉他们,容自己考虑一宿,翌日一早必有答复,生员们这才退去。
亲自送生员们离开,沈一贯转回,便见客厅多了一人,他不禁苦笑道:“这下你们得逞了吧……”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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