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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安娜.帕弗洛吉尼特.阿基里斯
著于第六纪26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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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纪273年,当恺撒大帝越过卢比孔河时,历史记载他感慨了一句:
“命运的骰子已经掷下了。”
事实上,再没有任何人比恺撒更清楚这句话的意义。
在他最早出任祭司之前,恺撒就是所罗门城里最资深的赌徒。不仅是在赌场上,也是在所罗门的政坛上。
所罗门城北面的卢比孔河,是他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。按古所罗门共和国的规定,任何将领未经元老院允许,一旦带兵渡过卢比孔河,即被视为对所罗门城的彻底叛变。
渡过这条河,就意味着他要么扫平所有敢于反抗的元老,成为所罗门共和国里,至高无上的狄克推多独裁官。要么就沦为所罗门的叛徒,在万人唾弃中卑劣地死去。
如果不选择渡河,他回国的结局小概率是被暗杀,大概率则是与某些元老达成协议,通过大凯旋式剥去身上的军事权力,成为一名“元老爸爸们豢养的乖犬”。
最后他选择了渡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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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某种流传甚广的说法:每个人的一生中,都有三到四次“掷下命运骰子”的机会。
每一次,都会永久改变这个人的一生。
因此,当很多历史学家并不明白,我的母亲为什么会选择抛弃尊贵身份,加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佣兵团离开东方时,我希望至少亲爱的读者能够明白,她其实只是在掷自己的骰子而已。
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,帝都政局已经对母亲相当不利。
一部分贵族和官僚认为,她应该担负起法兰克人背叛的责任。有种记载说是她当初力排众议,独自和维尼斯人签署了引渡法兰克骑士的条约。
稍有帝国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,一份条约若没有两位共治皇帝的同时点头,怎么可能被下面的官僚毫无异议地遵照执行?维尼斯人也不是毫无外交常识的蠢货。
她真正失势的原因,在于正教会的态度转变。
虽然彼时正教会并不如西方的教廷兄弟般,拥有一言九鼎的莫大权势,然而在帝都内仍然享有崇高的声望。
在国是会议上,面对佐伊发动的政变攻势,正教会诡异地保持了缄默,这无疑给大部分中立派官僚贵族释放了信号。
正教会并不支持狄奥多拉陛下,这才是刺向母亲的最致命的一把利剑。
对于正教会的态度问题,民间传言是母亲在刚即位时,为了向西方教廷求援,曾考虑允诺按照西方公教的意思修改经典。
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原因。固然,当时正教会的阿历克塞阁下,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对正教会的冒犯。
然而因为一句甚至没有摆上台面的无心之言,就贸然决定了对一名陛下的态度,这不是帝国政坛的传统玩法。
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,彼时无论是君士坦丁堡的官僚、贵族和神父,还是大部分的忠诚市民,都认为帝国迫切需要的是一名男性皇帝。
甚至在整个所罗门文化里,女性就是“不够理性”和“优柔寡断”的代名词。
虽然两位共治皇帝陛下,凭借从先帝君士坦丁陛下那里继承的政治声望,在帝国最高权力的层面暂时达成了微妙的平衡。
然而这种平衡是脆弱的,只要已经成年的佐伊陛下选择结婚,那么威望和权力很快就会聚集到她的丈夫身上,因为这才是一位真正传统意义上的男性皇帝。
对母亲来说,这自然是最差的失势结局。而对佐伊来说,也不是非常美妙的结果,只不过是从和妹妹分享权力,变成了和丈夫分享权力而已。
而后者比前者还要难以应付。
因此,在国是会议上,佐伊发动的政变攻势,实际上是在给教会和官僚贵族们传达一个态度:
她不愿意和任何人分享权力,无论是她的妹妹,还是她未来的丈夫。
亲爱的读者,假设您是正教会的阿历克塞阁下,您一定能看清楚彼时的混乱局势。
当佐伊在国是会议上鲁莽地露出獠牙时,两位陛下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被打破。
这种情况下,只会有两种结局:佐伊胜利,狄奥多拉失败;或者狄奥多拉胜利,佐伊失败。
无论哪种结局,对帝国都是极端不利的。在塞尔柱人于东方大肆侵蚀帝国血肉的时候,两位皇帝居然还在愚蠢地互相敌对。
因此,这场政治角斗必须被立刻结束。
如果教会支持狄奥多拉陛下,那么佐伊陛下自然会遭到反噬,甚至是立刻失势。
然而当时母亲才年仅16岁,一个刚即位的未成年女皇,真的能独自带领整个帝国抵御来自东方的草原蛮族吗?
反过来,如果支持佐伊陛下,那么狄奥多拉陛下的政治生命,自然会理所应当地“被结束”。
按照帝国传统,被结束政治生命的皇帝,必然被当权者斩草除根。
那么,假如教会反而庇护住失势的狄奥多拉“前”陛下,那么佐伊陛下很快就会意识到另一个事实:
她虽然在政治角斗中胜利了,但她并不是真正的胜者。
因为无论是在教会,还是在贵族官僚之间,狄奥多拉陛下仍然拥有极高的声望,以至于她完全无法彻底除去这位妹妹。
无法被除去,就意味着有一天可能会东山再起。
因此,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,以抵消政变的不利影响与狄奥多拉陛下残存的政治声望,佐伊陛下只能选择尽快结婚,通过丈夫来加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。
那么帝国就会再次拥有一位男性皇帝。
一位在传统意义上,比女人更加“理智”“果决”和“雄心勃勃”的男性皇帝。
这才是教会和贵族官僚们想要看到的结果,也是他们选择如此做的真正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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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许部分读者看到这里,仍然未理解这其中复杂的政治逻辑,那么请允许我用简练的语言,再次稍显啰嗦地说明当时帝国上层的政治局势:
由于佐伊陛下的贸然翻脸,两位陛下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被打破。教会下意识的反应,就是先迅速结束这场愚蠢的政治角斗,然后尽快重建平衡。
由于我的母亲,狄奥多拉陛下更加年幼,所以教会只能选择支持佐伊陛下,转而将母亲软禁并保护起来。
一旦佐伊陛下意识到,这种孤注一掷的政变无法奏效,那么她只能采取相对稳固一些的其他手段,比如结婚。
因此,假如当时母亲没有在修道院里失踪,那么在教会的预料里,她将遭遇几次危险的政治攻讦、诽谤甚至是暗杀。
然而,作为教会用于对佐伊陛下施压的工具,母亲会被教会严密地保护起来,这些暗杀不会有任何作用。
必要的时候,她甚至会被放出修道院,在政坛上短暂登场亮相,用以刺激佐伊陛下的神经。
直到佐伊陛下放弃了独掌大权的企图,最终屈服并选择结婚为止。
于是权力就会被集中到她的丈夫手上。未来几年,帝都局势都会在女皇和新任皇帝的角力中,如汹涌波涛中的大船般危险地航行。
至于我的母亲,最终的结局自然是失去全部底牌,从这场权力的游戏中被彻底淘汰。
所有人都拿她当做赌局的筹码,而筹码的下场是不会有人怜悯的。
因此,面对这种极端不利的局面,她的选择是拿起命运的骰子。
然后把整个赌桌砸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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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记载,当我的母亲从修道院里失踪时,正教会在第一时间就开启了生命囚笼之墙。
这迅速引发了帝都秩序的混乱,由于生命囚笼之墙不容许任何生命体通过,因此墙内和墙外几乎被彻底隔绝。
教会在囚笼边缘设置了二十八个通行点,允许内外居民排队进出。
每个点都有至少一位教会半神负责驻守,任何进出者都会被灵性扫过身上的每一个细胞,确保没有任何隐藏的生物可以逃离生命囚笼。
然而我的母亲明白,教会不可能长期维持生命囚笼之墙,因为金角湾对面的法兰克人正在攻打市区。
帝都绝不可能同时在两边维持战争。
她的猜测是正确的。仅仅是在第四天,教会就被迫撤去了生命囚笼之墙,转而采用更隐蔽的检查方式。
许多历史学家对于苍青之剑佣兵团,避开教会搜查逃离君士坦丁堡的方式,持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猜测,在此我只能援引和母亲的实际交谈,在这里略微地透露几句。
在一艘前往港口城市拉雷德图斯(rhaedestus)的货船上,某个包裹严密的箱子里,堆满了大量的图书,它们从君士坦丁堡的印刷工坊中被印刷出来,即将送往拉雷德图斯的市立图书馆。
由于船只运载货物太多,半神没法仔细检查每个集装箱里的每一个货物(试想,如果某艘船只运载的是几十吨芝麻,难道半神要将每一颗芝麻都检查过去?)。因此,他们只能粗略地扫描船上的生命体。
于是命运骰子投出了一个好的结果。狄奥多拉女皇从历史正文中短暂地消失了,而一个名为“苍青之剑”的小佣兵团里,多了一名掌控奥术的实习佣兵。
在作为后来人的我们的眼里,“苍青之剑”这个名字无疑早已如雷贯耳。
然而在当时,抛弃掉高贵的皇室身份,选择加入这个小佣兵团从零开始,需要的是莫大的勇气和决断能力。
母亲最近也时常谈起过去的事,谈到她的那几个同伴,谈到她最初加入时因为满怀疑虑,甚至长期整晚都不能入睡。
偶尔她会感到强烈的懊悔,然而更多的却是对未来的迷茫,就和这世上千千万万个手持命运骰子,犹豫着不知道是否该投下去的人一样。
所幸的是,如今的她再次回首过去,终究是走出了她想要的道路。
如果当时母亲选择留在帝国,那她的人生必然又是另一幅光景。
至于是好是坏,此时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。
在此,我只能援引我喜爱的弗罗斯特的诗歌,为这一卷做出最后的总结:
“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,
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,
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,
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,
直到它消失在从林的深处。
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,
它荒草萋萋,十分幽寂,
显得更诱人、更美丽,
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,
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,
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,
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。
啊,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!
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,
恐怕我难以再回返。
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,
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,
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,
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,
因此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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