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三回 周恩来南昌决策 毛泽东秋收暴动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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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三回周恩来南昌决策毛泽东秋收暴动（下）

数日后，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，立即把岳母、妻子和三个儿子送回板仓村老家，趁机在农村开展认真地调查研究。在杨开慧家里，毛泽东邀请十多位农民、工匠、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，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。回到长沙城里，他又征询了由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。经过同他们的会商，毛泽东拟出了土地纲领数条，产生了“没收一切土地”的想法。调查的另一个收获是，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，群众对国民党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。毛泽东立即致信中共中央，称：“国民党的旗子已经成为军阀的旗子，引起了人民的痛恨。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，湖南秋收暴动时，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。”

毛泽东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，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，出席了湖南省委召开的军事会议。毛泽东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，明确地提出：“要发动暴动，单靠农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。必须尽可能的争取国民革命军中左派力量的支持。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。要夺取政权，没有军事力量，没有武装势力，是自欺欺人之谈。我们党从前的错误，就是忽略了军事，现在要以极大的精力抓军事运动，实行枪杆子上夺取政权。”“没收大小地主的土地，分给贫苦农民，才能赢得广大农民的拥护。”“中央提出的全省暴动计划是不对的，力量太分散，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。要集中各县的农民武装，缩小暴动范围，以长沙为中心实施暴动，方有成功之把握。”

会后，湖南省委将暴动计划上报中共中央，旋即接到中央复信，虽然原则上同意以长沙为中心的暴动计划，但又批评“枪杆子中夺取政权，与中央精神不符”；“偏重军事是一种军事冒险行为”；“抛弃国民党左派旗帜，实行苏维埃政权是过激行为”。毛泽东对中央的指责认真分析，对其中符合实际的部分贯彻执行，对其不符合实际之处，立即回信答复。毛泽东在复信中旗帜鲜明地指出：“既要抓武装暴动，又说是军事冒险，岂不矛盾乎？”“全省一起暴动，各县力量极为分散，在强敌面前何以取胜？”“国民党已经丧失人心，老百姓对其已深恶痛绝；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子会脱离人民。”“我们以往的失误就在于脱离实际，崇尚空谈。”

在毛泽东的坚持下，湖南省委从实际出发，制订了明确的暴动计划纲领：一、湖南党组织与国民党完全脱离；二、组织工农革命军；三、没收大小地主土地；四、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政权。五、暴动部队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。

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，一触即发。当是时，在湘赣边界存在着数支革命武装力量。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警卫团，因未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滞留在修水。一支是平江、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。第三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工人武装。毛泽东召集三支武装的领导人开会，决定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：以警卫团为第一团，驻修水；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为第二团，驻安源；浏阳等地工农义勇军为第三团，驻铜鼓。毛泽东任师党委书记，卢德铭任总指挥、师长，余洒度为代理师长。

8月30日，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，决定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、浏阳、醴陵和安源发起暴动，而后进攻长沙。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，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关。会后，毛泽东赶回板仓村，与妻子杨开慧依依惜别，嘱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，带好三个孩子，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秘密工作。随后，即乘车赶往安源。

1927年9月初，金风送爽，玉露生凉。毛泽东一身农民打扮，秘密来到安源，在张家湾召开会议，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。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、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、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兴亚等。会议讨论了军事部署，确定分为三路，分别从修水、铜鼓、安源三地起义，进击湘东，会攻长沙。三路中以暂住铜鼓的第三团为主力，负责攻打浏阳县城。毛泽东决定亲自赶往铜鼓，直接指挥第三团的行动。

此时，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了秋收暴动的消息，立即宣布全城戒严，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。军警停止节假日休息，日夜上街巡逻，严防工农暴动。

9月9日晨，毛泽东安排好安源的工作后，换上一身白色褂子和长裤，装扮成安源煤矿的采购员，准备动身前往铜鼓。临行前，徐特立突然来到；毛泽东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老师何来？”徐特立道：“我跟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，部队在半路被敌人打散。我潜回长沙，找到何叔衡，听他说你在安源组织起义，就急忙赶来找你。”毛泽东道：“老师有何指教？”徐特立从怀里掏出一个荷包，递给毛泽东，道：“这是我的全部积蓄，共三十块大洋。交给你，用来买枪。算是我对革命的一点贡献。”毛泽东深为感动，推辞道：“不可，老师，你留着用吧。”徐特立急了，争辩道：“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了，我出这点钱算什么。你必须收下。”毛泽东接过钱包，塞进怀里，无限感慨地道：“社会太黑暗了，我们这是被逼上梁山。诚所谓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”徐特立道：“反得好。润之，我昨天做了一首诗，你看看。”说着，从身上掏出一片纸，递给毛泽东。毛泽东展开看时，其诗曰：

世道黑白颠倒，蒋汪挥舞屠刀。我党惨遭荼毒，血雨腥风飘摇。恶既没有恶报，善又没有善报。何必安分守己，不作土匪强盗！

毛泽东连声叫好，随即又道：“老师，我要去铜鼓，领导暴动。您老怎么办？”徐特立道：“我立即回长沙，安排好老伴的生活。再约上何叔衡，一同到铜鼓找你。”毛泽东道：“老师年龄大了，就不用来了。”徐特立不悦，生气地道：“人老了，可骨头更硬。真正的革命者是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。”毛泽东笑道：“老师误解了。我是说行军打仗，特别辛苦。”徐特立右手一挥，长吟道：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而其犹未悔。”毛泽东大乐，道：“老师豪迈，学生受教了。”师生二人分别，各自踏上征途。

毛泽东离开安源，大步流星，赶向浏阳。午后，走到张家坊时，被民团巡逻查防队抓住。带队的小头目道：“上司有令，缉拿毛泽东。抓住后就地枪毙。”毛泽东道：“老总误会了，我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。”小头目道：“这个我不管，先押回团部审讯。”说着，命令两名团丁押着毛泽东，前去团部。走了半晌，毛泽东一直思索着怎样脱险；忽见路旁有个茅房，便对团丁道：“老总，我要上茅房。”团丁拉着枪栓，威胁道：“想逃跑吗？别耍鬼花样。”毛泽东从怀里掏出钱包，递给团丁，道：“这是三十块大洋，请老总拿着。我把钱押在你手里，总可以上茅房了吧。”两名团丁接过钱包，坐在路边分赃。毛泽东乘机钻进茅房。乡村路边的所谓茅房，不过是在路边张起数页芦席，背路的一面并无什么遮挡。毛泽东闪过芦席，往田野里大步奔跑。跑了半晌，后面传来两声枪响，团丁随后追来。

毛泽东跑到一块高地上，忽见左边有个水塘，周围水草茂密。毛泽东顾不得许多，三步两步跨进水塘，钻进茅草丛中藏匿。两名团丁赶到高地，一面盲目鸣枪，一面四下搜寻，直折腾到黄昏才悻悻离开。

夜幕降临，毛泽东爬出草丛，浑身泥水，鞋子早已陷入烂泥难以找寻，只好赤着双脚，翻山越岭，连夜赶路；于次日中午，安全到达铜鼓，但双脚已被荆棘、碎石划破，鲜血淋漓。

毛泽东进入第三团团部，立即命令部队向浏阳进发。同日，安源工人组成的第二团也已向萍乡方向前进，第一团则向平江推进。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如期爆发。毛泽东率部出征，不由得豪情勃发，脱口吟咏道：“军叫工农革命，旗号镰刀斧头。修铜一带不停留，便向平浏直进。地主压迫重重，农民个个同仇。秋收时节暮云浓，霹雳一声暴动。”

然而，三路进军并不顺利，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夹击下，几乎全部溃败。数日后，负责往返联络的夏明翰向毛泽东报告：“我军所到之处，农民并未起来配合。大多数农民担心我军失败后而大祸临头，不敢行动。”毛泽东当机立断，改变原有部署，下令各路起义军停止进攻，撤退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。此时，部队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人。

十字路口，何去何从？敌强我弱，进退两难。继续进攻长沙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有全军覆没之危险。向山区转移，则违背中央决定，有“临阵脱逃”之嫌。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，讨论今后的行动方向。代师长余洒度坚持：“夺取浏阳，直攻长沙，是中央的决定，必须坚决执行。”毛泽东认为：“以我军现有之力量，进攻敌人重兵固守的长沙，无异于自取灭亡。我们只有放弃原来的计划，向南转移，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、山区，寻找落脚点，以保存革命力量，再图发展。”余洒度道：“这是临阵逃跑，是贪生怕死。”毛泽东道：“这是主动撤退，也是新的进攻。从大城市撤退，向农村进攻。避免与强敌决战，到山区去发展壮大。”总指挥卢德铭道：“毛委员的意见是正确的，我支持毛委员。”在卢德铭的支持下，会议通过了向南撤退的决议。

次日，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了新的行动方案。他满怀信心地道：“此次起义受挫，算不了什么。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我们现在力量还小，还不能去攻打大城市，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，保存革命力量，发动农民群众。”

此时，国民党当局已经调动数路大军，向浏阳围堵而来。形势万分危急，毛泽东下令部队立即南下。南下途中，山地崎岖，道路不平。毛泽东头戴斗笠，脚穿草鞋，双脚溃烂，步履艰难，依然坚持行走在战士们中间，与战士们谈笑风生，鼓励大家勇往直前。走了数日，半路上接到宋任穷从江西带回的信件，得知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，有一支共产党员领导下的农民武装。毛泽东当即决定，部队向井冈山进发。

十多天后，部队进入江西萍乡县时，得知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。于是，改道向莲花县前进。途中，因侦查不力，情况不明，后卫部队突遭国民党军队袭击，仓促应战，损失三百余人，总指挥卢德铭亦英勇牺牲。

入夜，工农革命军进到莲花县甘家村，忽遇该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。毛泽东得知该县农民军前几天攻城失败，有九十多人被敌人关押；而国民党在该县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，战斗力不强。毛泽东连夜召开前委会，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。次日凌晨，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，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。砸开牢房，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；打开粮仓，将粮食分给贫苦百姓。接连受挫之际，忽然打了一次胜仗，全军上下顿时兴奋起来。

部队继续南下，余洒度却心怀不满，开始与毛泽东分庭抗礼，企图凌驾于党组织之上。局势依然严峻，部队长途跋涉，一些人因跟不上而掉队，不少伤病员因缺医少药死在路旁，一些军官还存在旧军队中的习气，无故打骂士兵，开小差、逃跑成了公开现象。种种难题，困扰着部队，如不彻底解决，很难继续前进。

9月29日，部队翻过一座山口，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。此地群山环抱，追敌已被摆脱，亦无地方反动势力，环境比较安全。毛泽东决定在此休整五天，改编部队。此时，余洒度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。毛泽东主持前委会，将已不足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，由陈浩担任团长，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。改编时，毛泽东宣布：“革命要靠自觉，不能靠强迫。愿留者留，愿走的发给路费，将来愿意回来照旧欢迎。大浪淘沙，剩下的才是真金。”在改编中规定，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，官兵平等，待遇一样，官长不准打骂士兵，士兵有开会发言的权利，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。士兵委员会有权参加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，官长要受其监督。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。各级分别建立党的组织：班排设立党小组，连设党支部，营团设党委。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，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。三湾改编，意义非凡。彻底改变了旧式军队中的不良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，创建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。

在三湾，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：部队必须与地方政权相结合。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处，就要争取地方同志的支持。一方面可以把伤病员交给地方安置，另一方面可给地方发一批枪支，帮助地方建立武装。同时，按照江西省委的介绍，派人与宁冈县委和井冈山的袁文才取得了联系。

改编后，部队又踏上征途，向井冈山前进。出发前，毛泽东对全体指战员作动员。他满怀信心地道：“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，现在当军长，带了一军人。我们现在不只是两把菜刀，我们有一团人，七百多条枪，还怕干不起来吗？”他的讲话成了行军路上谈论的主题，战士们纷纷议论：“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，我们七八百人枪，一定能成功。”“毛委员不怕，我们怕什么？”一路前行，逐渐进入井冈山地区。

井冈山，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，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、遂川、永新四县之交，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。此地崇山峻岭，地势险要，道路崎岖，森林茂密，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外；进可攻、退可守，是个开战游击战争的绝佳之地。这里远离大中城市，交通不便，国民党统治力量非常薄弱。北伐战争时期，井冈山境内各县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，群众基础较好。山上的茨坪、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，周围山上药材遍地、茶果满坡，附近各县的农业经济足可供给部队筹措给养。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，工农革命军以此地作为落脚点，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。

10月3日，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。宁冈是一个位于深山老林中的偏僻小县；古城周围群山环抱，溪水奔流；城内人烟稀少，民风淳厚。毛泽东在古城主持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，参加的人员除部队干部外，还有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，袁文才部的文书陈慕平。而陈慕平又恰好是毛泽东在农运讲习所教过的学生。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，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，着重研究了在井冈山落脚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。会议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，决定争取原在井冈山活动的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袁文才、王佐的支持，从政治、军事上团结和改造绿林武装，并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，开展革命根据地的建设。

巍巍井冈山，迎来了新的革命火种。毛泽东及其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辛勤开辟，艰苦斗争，终于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——农村包围城市，武装夺取政权。这正是：井冈山上点火炬，照亮革命新征途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